人性的复归与技术共产主义

马克思的思想是大海，不是搞专业的很难沉浸进去。

反过来说，如果不是搞专门研究的，想了解马克思，又没有精力去读《资本论》，那么，读《一八四四年经济学－哲学手稿》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。相比《资本论》它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但是很有魅力，那是一个26岁年轻人的思想历程，叛逆而充满了同情心，人性才是《一八四四年经济学－哲学手稿》的主题。

共产主义这个词语，我们今天看得很神圣，在１８４４年的欧洲，那只是一个大众词汇，差不多成了所有革命者的标签，并不是马克思的创新。

在《青年马克思》的电影中，他这样对话恩格斯：

“你当时很傲慢。“

"也许吧，那时年轻而且富有。”

“我还记得你谈到了共产主义，是用你的军官肩章和金纽扣发明的，真是可笑”。

那天是财务紧张的马克思去《德法年鉴》编辑部，找卢格索要拖欠了“两篇很重要文章的稿费”，他自然心烦意乱；不过两人很快成了朋友，而且是终身的朋友。

同样是谈共产主义，青年恩格斯是从曼彻斯特的纺织女工谈起，而马克思在《一八四四年经济学－哲学手稿》中，本质上却是地道的德国哲学思辩的推演，正如老黑格尔从纯粹的“无”推出了大千世界的“有”；马克思是从人化自然的本质力量，推出了劳动异化，以人性的扭曲为起点，宣布以共产主义的方式重建人性。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“解放”有一定的差异，马克思解放的是人性，要改造的是生产方式，不是要消灭作为个体的人。

一八四四年，马克思刚和燕妮新婚不久，迁居巴黎，住在塞纳河左岸瓦尼乌街的居民生活区，那是一片祥和安静的生活区，如同生活区的祥和安宁，那时刚刚26岁的青年马克思也十分安和，学理也极为纯粹。

《一八四四年经济学－哲学手稿》告诉我们：共产主义是“人性的复归”，它的起点是人性，落脚点还是人性。

“人性复归”建立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之上。那么，对青年马克思来说，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的不是富有，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公平，而是劳动的自由，人为了自己而劳动，并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。这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经济学的目标，而是人道主义的目标。

但是，这有一个悖论，现代生产是资本对全要素的组织形式，它必然地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生产形式，而正是在这种组织方式的基础上，人类分成了两大思想阵营：集体主义与自由主义。

哈耶克认为，分歧不在目标，无论是集体主义还是自由主义，都是对人类大同世界的向往，不存在集体主义是善，自由主义是恶这种逻辑，差异在通往人类大同的路径，在方法、手段与运行机制。

问题是，方法、手段与运行机制本身不存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善与恶，但它们却本质性地影响着目标的实现，或者说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的选择。

共产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communis，原意为“公有”，也可以理解为“共有”。

对德国思辩哲学来说，这种共相概念很容易本末倒置，成为一种脱离了个性的、外在于个性的“共相”，那将导致一种抽象的共产主义。

中国人的文化中，这一点分得很清楚。庄子讲天籁，这个天籁就是共相，是道。他在《齐物论》中以磅礴的笔触描述了大地众窍的千回百转，然后一句：“敢问天籁？子綦曰：‘夫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谁邪！’”这等于说，并不存在一个地籁众窍声之外的天籁。同样，也不存在一种离开了每一个鲜活个体之私的公。

公必然是包含了私的公，离开了私的公不存在。

在蒲鲁东看来，公归政府所有，不等于人民所有。所以，他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，要搞无政府主义。蒲鲁东的革命纲领当然是空想，但是，也说出了一个关键问题：公不等于人人拥有。

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，定义了一个充满了个性的公。他努力描述一个包含了私的公：

“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，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……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。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，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，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。”

这个“自由人联合体”是理想主义的蓝图。在实际的社会建设中，或许股份制曾被认为是一种探索形式。马克思本人也曾指出，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点。

哈耶克其实也是一种乌托邦，他也是理想主义者，但他从人的“必然无知”和知识的分散性出发，得出了与马克思截然相反的结论。他认为计划经济在信息层面上就是不可能的，因为“我们必须使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，从来不是以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存在的，而是分散在所有个人之中”（《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》）。因此，任何中央指令都会扭曲作为信息机制的价格体系。他更进一步警告：“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……谁行使这个管理权，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”（《通往奴役之路》），这将必然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，即“通往奴役之路”。

他谈的不是人性的异化，而是人的分散知识和私利动机，主张通过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来实现协调。从逻辑起点与路径上，我们难以简单地理清逻辑，为何一种理想主义被斥为“通往奴役之路”，而另一种则被视为“通往自由繁荣之路”。

也就是说，从理论上说，关于集体主义经济模式与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争论远未结束。就像是为人类社会尝试编写一套完美的底层代码，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远未结束。

但或许，技术的演进正悄然开辟第三条路。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个未来：

AI和自动化承担了所有繁重的劳动，人类的“工作”变成了纯粹的创造与探索。此时，一个类似马斯克构想的、全球透明的“社会共同账本”得以建立，它并非由某个中心权力掌控，而是像一个自然生态系统，由高级AI进行实时优化与调配，精准地让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。

倘若成真，那么共产主义的理想——劳动成为自由生命的体现——便在技术奇点上实现了交融。这既超越了马克思的蓝图，也迥异于哈耶克的预言，或可称之为一场静悄悄降临的 “技术共产主义” 。它不来自暴力革命，也非源于市场自发，而是科技在解决稀缺性问题后，为人类送上的一份意外礼物。